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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来源:东方IC中新网北京3月19日电(刘欢)今天上午,备受公众关注的“5·8”故宫失窃案将迎来一审宣判。被媒体冠以“故宫大盗”的石柏魁,将在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接受法律的裁决。该案于2月17日开庭审理,一审并未当庭宣判。庭审现场,检方指控石柏魁盗窃犯罪“情节特别严重”,应该从重处罚,建议判处13年至15年有期徒刑,而辩方则认为就是个普通的盗窃案,建议判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一审宣判,是否从重量刑将成为焦点。看点一:石柏魁盗窃故宫是否该从重量刑文化程度不高的石柏魁曾表示,一直认为盗窃故宫和盗窃普通烤串店没有太大差别。直到被抓后听别人的议论,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公诉人指控石柏魁盗窃地点为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故宫,犯罪情节特别严重,建议法院依法对其从重处罚,判处13年至15年有期徒刑。公诉人认为,石柏魁潜入故宫盗窃,造成极其严重的社会影响。所窃9件展品虽6件归还,但有的已破损,难以修复。在盗窃、逃跑过程中,导致故宫内建筑物多处损伤,根据相关司法解释,实施盗窃造成公私财物毁损的,也应从重处罚。辩护人对此表示不能认同。“法律并没有明确规定在故宫里盗窃就是情节特别严重”,他说,“石柏魁根本没意识到事件的严重性,也不知展品价值,他拿走展品的行为其实与普通的溜门盗窃没有什么区别。”承办此案的检察官李松义曾对媒体说,盗窃犯罪的情节由很多因素构成,包括被盗物品的价值、被盗的对象、被盗的时间地点,这些都是量刑时会考虑的情节。到故宫中盗取物品与到普通民宅中盗窃不同,即使盗取物品价值相同,但量刑上也肯定是有区别的。据了解,庭审之前,石柏魁曾非常担心自己会被判处死刑。事实上,就在石柏魁作案的一星期前,刑法修正案(八)正式实施,取消了盗窃罪的死刑,此项罪名的最高刑罚变为无期徒刑。资料显示,在《刑法》修改前,共有5名故宫大盗落网,其中两人被判死刑,三人被判无期徒刑。看点二:石柏魁“临时起意”说法是否被采用“临时起意”是目前国内很多案件判决考虑的情节之一。石柏魁在故宫盗窃是预谋犯罪还是临时起意,是庭审争辩的重点,也是量刑的根据之一。根据公诉人的指控,石柏魁之所以要去故宫,目的就是盗窃。他曾对公安机关供述,就是想到故宫偷一件物品,这一辈子就不用愁了。且他在去故宫行窃前后,还涉嫌两起其他盗窃行为,这体现了他好逸恶劳的本性,应从重处罚。而石柏魁在法庭上临时翻供,说自己去故宫前并没有过偷东西的想法,只是因为躲雨临时起意,“看见展品挺好看就做了”。辩护人认为,通过法庭调查可知,石柏魁并没有事前预谋,他没有策划,也没有带工具,照明用的手电筒和逃跑用的电缆线都是现场有的,且他对盗窃的目标都不明确,完全是误打误撞。辩护人坚持认为,此案只是一个普通的盗窃案,只是发生在一个敏感的地方,那就是故宫。看点三:被盗展品价值受关注据悉,石柏魁去年5月8日从故宫盗窃9件展品后逃跑,11日被警方抓捕。之所以被抓半年多后才被起诉,主要是因为司法机关的大量工作都围绕在被盗展品的价值鉴定难题上。而盗窃价值直接关系到案件量刑。公诉人指出,失窃的9件展品此前的购买价格为165万元,保险金额为41万元,其中被石柏魁遗弃而丢失的3个展品投保金额为15万元,可以此作为涉案金额的参照依据。此外,从失窃物品本身来看,其具有不可复制性,价值极高,遗失的珍贵展品后人将再无缘得见,这种损失是金钱无法衡量的。而辩护人认为,公诉方委托的评估机构并没有给出相关展品真假的鉴定,不排除有仿制品的可能。另外,投保的价值不等于文物的实际价值,不能作为量刑依据。至于关于无价之宝的说法,辩护人也明确表示不能同意,“再贵的物品也是有价值的”。
当日堕机现场。加拿大《明报》中新网3月19日电 据加拿大《明报》报道,2010年11月18日加拿大万锦市辛力加飞行学校3师生包括一位华裔女学生遇难事件,加拿大运输安全局(Transportation Safety Board)经过调查,判断出意外原因。从该局描绘的情形看,当夜气候恶劣,能见度差。从险境发生到飞机坠地仅仅8秒钟宝贵时间,师生未能及时把握,悲剧终难避免。事情发生在当天晚上7时许,辛力加学院教练用小型飞机突然从雷达屏幕上消失。警方立即派出直升机搜索,最后在皮克灵市407公路以南的一片农田上,发现了小型飞机的残骸。急救员赶到现场的时候,机上的3人都已经不幸身亡。死难者当中,有20岁华裔女学员曾海媚(Cynthia Hoi-Mei Tsang)。加国运输安全局大多区区域经理依尼思(Don Enns)16日向明报称,出事的那天晚上,辛力加学员一架Beechcraft F-33A Bonanza小型飞机,在一名教练和2名学生驾驶下,从万锦市Buttonville机场起飞,飞向京士顿。飞行途中,因气候转恶劣,他们决定返航。从雷达图像上可以看到,该飞机起先西行平飞,然后爬高转北右,但就在这时,飞机又突然转左并且下降,并在屏幕上消失。依尼斯表示,发生意外现场的气候很差,据当晚其它飞临现场的飞行员和地面观察提供的数据,现场雨、雪及冰雨兼备。由于气候恶劣,可能使得机上人员决定北转来避免。但在北转时,飞机动力却没有增加,使得机速减缓,无法维持在安全速度上;飞机停顿片刻后,突然左转并迅速下降。虽然现在无法确定当时是谁在控制飞机,但按逻辑推理,应是学员在掌握飞机。教练坐在学员右侧,而控制设施则在学员左侧。运输安全局分析认为,飞机突然下降时的速度损失非常猛烈,达到每秒160呎。但由于飞机外能见度非常差,飞行人员可能未觉察到飞机的急速下跌;而由于控制设施不在教练手边,使得他难以利用非常短暂的时间重控飞机。飞机落地时,虽然是掉头向下,但机翼已经有所转动,因此可以假定机上人员正在希望转控飞机,但已没有时间。悲剧发生后,辛力加学院采取了一系列安全措施,包括向学生和教练简报气候状况;增加了教练的应急培训,希望他们可以在飞机突然猛烈下降时可以掌握飞机;增加了对教练的夜飞和避免空间错觉的训练。
拥有107条泥石流沟渠的小江集水面积仅为金沙江流域的17.1%,但其输沙量却占整个金沙江流域输沙量的68.5%。张文凌摄又一年干旱的来临,使昆明市东川区的林业再次面临严峻考验。3月14日,中国青年报记者站在东川巨大的泥石流河床上,枯热的河谷风裹挟着灰色的泥沙扑面而来,让人站不住脚也睁不开眼。河床两边的大山,大部分都是焦黄的土地,看不到春天的绿色。东川区林业局给记者一组数据,截至目前,东川区3年荒山造林的38.6万亩中,受灾面积达33.26万亩,其中已经成灾22.47万亩,损失10.79万亩,占造林总面积的27.95%。连续3年的干旱,使东川林业遭受重创,这对一个生态极其脆弱的地区,无疑于伤筋动骨。10多年来,把“治理小江就是保卫长江”作为誓言的东川,在捉襟见肘中苦苦承担着长江上游繁重的生态修复和建设,但是年年辛苦种树,森林覆盖率却只有20.8%,为云南省最低,一个生态脆弱地区的林业因何如此尴尬?林业水利工程设施严重不配套穿东川而过的小江,是金沙江的一条支流,但现在的小江已经没有了“乌蒙磅礴走泥丸,金沙水拍云崖暖”的气势,大量的泥沙石砾占据了河床,河窄得像一条沟。当地村民告诉记者,小江干热河谷区域内,每年的降雨量只有700~800毫米,但蒸发量却是降雨量的6倍,有的特殊区域蒸发量高达30多倍。公路沿线眼睛所能看到的海拔1600米以下的山上难见绿色。东川的困境与其境内丰富的铜矿储量有关。东川有2000多年铜矿开采历史,清乾隆至咸丰年间年产粗铜达8125吨,有矿工10余万人。据史料记载,清朝的钱币70%是用东川铜铸的,东川铜在我国制币以及制造业中有着特殊地位。新中国成立后,国家把东川铜矿列为“一五”期间全国156个重点建设项目之一。东川为国家建设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由于长年用木炭冶炼铜锭和铸造钱币,致使东川森林不复存在,生态环境受到严重破坏,“马踏露铜”的最终结果是使东川拥有了最为残酷的自然景观:全世界最大的泥石流自然博物馆。每年几十次势如破竹的泥石流暴发,让东川“山河破碎”:全区水土流失面积高达1309平方公里,占国土面积的70%,比全国平均水平高33%。至2011年,东川有地质灾害点401个,其中滑坡249个,泥石流113个,这些地质灾害点分布在全区8个乡镇,威胁着32018人,潜在经济损失达193592万元。全球最大的泥石流冲击扇——“蒋家沟泥石流”平均每年发生泥石流15场左右,最多的一年达28场。据统计,自2000年以来,东川地区泥石流和山体滑坡灾害已造成200多人死亡。恢复生态成为东川最现实的需求和最根本的发展基础,但在东川,植树造林却碰上了最不适宜植树造林的条件:土层瘠薄,石砾裸露,大部分宜林地成为沙化、石漠化、泥石流滑坡区,不仅年蒸发量大,且连年干旱缺水。在乌龙镇马店村,中国青年报记者看见53岁的村民张天相正从两公里以外的山里背回一大塑料桶水,浇灌家里的120多棵核桃树,而一桶水只能浇两三棵树,如果一天来回10趟,也要4天才能浇完所有的树苗。即使这样,也不能保证所有的树苗全部成活下来。今年,东川阿旺镇、乌龙镇和铜都街道办事处3个乡镇的荒坡上种下10.5万亩核桃。随着旱情的加重,东川区启动了抗旱应急预案,除保证人畜饮水外,也尽量通过送水车保证农业和林业生产,而一些无法顾及的山区,只能靠村民背水保苗,用几个小瓶和薄膜来保水。“相比于农业生产的基础设施,林业生产必备的基础设施建设严重不配套,基本无应对自然灾害的能力,使得造林成效不高。”东川区林业局副局长徐昌凤说,1999年实施的天然林保护工程,虽然要求在治理方式上采取工程措施和生物措施相结合、以生物措施为主的方式进行治理,但现实中的造林设计往往只注重生物措施,却没有配套的水利工程措施,对林业来说,“有水才有林”。“有山无人经营,有人无山经营”位于海拔2500米山谷中的汪家箐村,是一个令游人“惊艳”的地方。这个古老的村寨至今石片为瓦、石块作墙,“一间间青石板房错落有致地分布在山坡上”。然而这一在旅游者眼中极具美学价值的村寨,却是一个人均年收入不到1000元的贫苦高寒山村。过去,汪家箐的水土流失威胁了山下的村寨,汪家箐成为重点治理地区,铜都街道办事处箐口村退耕还林的600亩地中,汪家箐就有300亩。现在,全村129户400多人仅有山地30亩,人均两分多。人多地少,使村里300多壮劳力不得不外出打工。留守家中的老人、妇女和孩子在节衣缩食中,靠30亩地里的洋芋、红薯、萝卜过着几乎是与世隔绝的生活。用红布裹着喇叭、高声放着流行歌曲的微型“流动货车”,时不时蹒跚地爬上山来送货到村,让石屋村的村民们赊账购物,等打工的男人寄回了钱再一并结账。1999年以来,汪家箐的退耕还林取得了很大成效,村后面山坡上的林木长得郁郁葱葱。但是按照规定,退耕还林树木成活后,每年每亩给予260元的补助,持续8年。但8年后每亩每年的补助减少一半,即130元,这让村民深感不安。“年轻时可以出去打工,老了以后回来怎么办?”林业和农业、畜牧业本是唇齿相依,但为恢复生态,林业和农业、畜牧业却变得相互掣肘。50岁的董兴柏在东川板河坡种树护林20多年,板河坡的树种了死,死了种,4次造林才保住了1000多亩林地。董兴柏住在板河坡对面一间自建的水泥屋里,每天他都要用望远镜观察坡上是否有牛羊来吃新种的树苗。“林业就是三分种,七分管。”董兴柏说。而农民却最怕这个“管”。箐口村的一位村干部说,他们村大部分山地被划入天保区(天然林保护区)后,农民的牛羊无法放牧,圈养起来,因耕地有限,作物秸秆少,使得青贮饲料很少,畜牧业萎缩,农民失去了一项重要的经济来源。徐昌凤不无担忧地说,天保工程的实施方案重心放在了森工企业的体制改革、公益林的营造、天然林的禁采和森林管护等方面,但对木材停伐减产后,如何发展新的替代产业、摆脱禁伐和减产带来的困难,却没有相应规划和政策扶持,农民的生存问题凸显出来。 “东川有80%的林地被划为公益林,但由于林地没有像土地那样‘地有其主’,造成‘有山无人经营、有人无山经营’的现象。”徐昌凤说。比如公益林和商品林的划分,同一个村,农户们地连地,但只要被划为公益林,这家的农户就必须管护,而划为商品林的,那家的农户就可以自由买卖;虽然公益林发挥的生态功能超过商品林,但按照国家规定,划为公益林的森林只有补偿收入,比肩而居的农户与农户之间享受的政策却大不一样。“当被划作公益林不许私人砍伐和买卖的时候,其实已将私人物品看作了公共物品。政府在把农民的私人物品变为公共产品时,应该对此作出合理的经济补偿,通过生态林的建设评价,制定一个合理的回购价格,或是以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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